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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整风、反腐,这是“来真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发布日期: 2014-02-25    作者: 本站编辑    阅读:

党内改革的突破口


         中共的整风、反腐,在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和强力推进中,正不断地释放不同于以往的信号。更有力的动作或许正在酝酿之中。

  尽管很多手段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源头,而且延续着相同的思维模式,但无法低估这次整风、反腐对一个有待增强政治领导力的庞大政党的意义。

  以党内的各种规定、禁令、教育实践活动、立法、查案等方式来“纯洁”党的肌体,暗示着高层在今天复杂的局面中解决执政基础流失问题的思路。只是,在腐败“愈演愈烈”,在中国面临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的情况下,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高层的决心,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战略性举措。

  本刊记者就此访谈了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这是“来真的”

   《南风窗》:迄今为止,从十八大后传递的关于纯洁党的肌体、反腐的政治信号中,最强烈的是6月22日到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抓改进作风,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意思很清楚:上面动了,下面绝不能打马虎眼。

  民众的期待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可能和中央的提法不一样,他们会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内的整风,和纪委查案一样都视为“反腐”的行动。毕竟,这既是他们平常的理解,同时,他们会把对中国其它严重问题的焦虑,都投射到“反腐”上,因为腐败可以让他们有明确的痛恨对象,而若痛恨不公,找谁负责呢?当然,根据既往的经验,他们也会怀疑能在多大程度上“来真的”。您是怎么看的?

  李永忠:我同意你的判断。在老百姓看来(或者真的也是),这次党内整风是一个反腐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面临三个“不得不”关口:第一,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第二,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第三,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那么,解决这三个关口,相对来说反腐共识程度最大,突破最易,而且反响也会最广。因此,以反腐来破局最好。

  同时,用整风的形式,就不仅仅局限于查腐败案件了。这种形式可以让全党受到教育,提振党心、民心和军心。中央下的这步棋,站位很高,看得很远,也与我多年来关于反腐的战略研判相吻合。可以说,这次是来真的,有可能会超过以前的反腐行动。

  《南风窗》:以党内整风、反腐来破局最好,在解决党执政所碰到的挑战,以及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方面,是否也因为它相形之下最容易?

  李永忠:这是毫无疑问的。你说两极分化,不可能马上就能解决,这是30多年来的一腿长一腿短不合理体制、政策造成的。同时人口那么多,差距那么大,国家也没有足够的钱来补偿弱势群体,缩小各群体收入差距。而30多年来一手硬一手软,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困难重重。当初搞经济体制改革,难度和涉及面远不如政治体制改革大,都必须划“特区”来搞。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必须有“特区”。所以相形之下,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党内整风、反腐,突破口是最小的,也可以为解决更复杂的问题提供条件。

  《南风窗》:还有没有这样两个因素—党内整风、反腐,一方面是强化中央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巩固执政基础?

  李永忠: 当然。以反腐来作为突破口,能起什么作用呢?第一,能够维护并强化中央的权威,因为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是不行的。而这些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个放权的过程。因此,为了推进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防止一放就乱,中央的权威必须增强。

  第二,必须严格政治纪律,凡是与中央政令相违背的,就必须排除,这样中央的权威才能够树立起来。我们看到,纪委是监督的责任主体。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纪检监察机关当中,纪委是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其首要职责,当然应该强化对政治纪律的维护。所以,以党内整风的方式来深化反腐,近期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长远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党员成为国家和党的主体。  

  整风、反腐新战略

  《南风窗》:整风、反腐的力度是大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中央的各种规定、禁令,“下面”的某些党员、官员,仍有很多办法来规避、消解。比如“矿泉水瓶装茅台”、“豪华版四菜一汤”、“把公款吃喝的场所搬到隐蔽的会所、公园”等现象。

  准确地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是中国党政官僚机构的顽疾了。在整风、反腐涉及中央的政治权威,以及政治信誉的当下,我们可以和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李永忠:首先应该讲,“八项规定”等确实起到明显的好效果,公开用公款狂吃滥喝的现象受到明显的遏制,以致一些高档的酒楼生意萧条。但是,另一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公款吃喝、特权享受,受到的政治压力大了后,必然向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变着花样继续转移,并继续存在。

  这给我们的警示是,不能满足和止步于现有的近期效果。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邓小平语)不解决的话,无论是“八项规定”,还是多少条规定,都不可能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而只能暂时遏制。

  《南风窗》:从历次整风、反腐的经验教训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风声过后,情况变化以后,总会引来一些作风之弊和腐败的“报复性反弹”。然后,又引发民怨,直到再来一次类似的整风和反腐。这种循环如何避免?

  李永忠:我曾经讲过,要认真反思30年来的反腐战略,是只治标不治本,或是重治标轻治本,战略方针有问题。过去我们只是8字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到了吴官正当中纪委书记,好不容易统一认识,加了后面8个字“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注重预防”能加进去,吴官正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有进有退。

  但是,请注意,所有我们看到的“预防”两个字,无论是水灾、火灾、疾病,还是安全事故,标语全部是“预防为主”,而没有一个是“注重预防”,唯独在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反腐败上,我们至今都提不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还停留在“注重预防”的阶段。

  《南风窗》 : 只是“注重预防”,明显“预防”不了,所以今天又必须整风、反腐了。而正如您前面所说的,不解决权力结构的问题,只能暂时遏制而已。这也只是“治标”。

  事实上,从“八项规定”开始,到今天的一系列动作,看起来,中央在整党和反腐上,主要是在“治标”,正如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的“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但治标当然是不够的,那么,为什么要强调“治标”?

  李永忠:王岐山书记的原话是“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怎么理解当前以治标为主呢?第一,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治不了本,说治本只是一厢情愿,所以当前只能以治标为主,超越不了这个客观限制。还有,“为治本赢得时间”,这说明,治标不是目的方向,治本才是。而治本能不能达到,就看你治标的力度和速度。这也符合中医的“标本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南风窗》:这显然意味着,当前党内的整风、反腐可以被理解为基于一种战略性的考虑,最终目的是“治本”—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

  李永忠:我们可能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才能更清楚地作出判断。

  20世纪80年代,反腐、政治体制改革曾操之过急。我认为那时候的战略规划是有问题的,一步就想党政分开,也就容易失败。

  我设计的政改路线图是:第一步党内分权,党内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权力分解以后,党内民主就能强化,党内监督就能强化。如此,党的肌体就会逐步健康。而这第一步,目的是还权于党员,使党员成为党组织的主体。

  有了第一步,就可以走第二步,就是党政分工,党委与政府有比较明显的工作分工。党政分工的目的,是还权于政府,让党委从一线矛盾的焦点撤回来,让政府能够真正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责。

  第三步就是党政分开。有了党政分工后,党政分开就比较容易了,党要管党,而且是聚精会神地管,就能实现了。这样的话,党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党政分开以后,我们不仅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向党执政的转变,而且可以完成由党执政向执政党的转化。

  我们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在党的肌体不好的情况下,如果一步到位地搞党政分开,是非常危险的。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最有资格犯大错误的是共产党!(邓小平语)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在党内身上。

  《南风窗》:所以,纯洁党的肌体,既是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也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

  李永忠: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既靠教育,更靠制度,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求稳怕乱,18年维稳,不思改革,错失最后机遇。1985年3月苏共总书记的职位“击鼓传雷”而非“击鼓传花”到戈尔巴乔夫,此时苏共民心已失,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慌不择路搞改革,死马当活马治,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先后受阻,也无“特区”可以先行试点。在最后关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戈尔巴乔夫企图奋力一搏,死里逃生,结果还是难逃亡党的厄运!而蒋经国最后关头的政治体制改革,帮助了国民党浴火重生。  

  超越“权力反腐”

  《南风窗》:整风、反腐,以最终达到纯洁党的肌体,可能得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讲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党员干部可以享受各种政治资源和便利,按道理,应该是每个党员干部都严格要求自己,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领导力作出贡献。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个人的贡献于组织而言,影响微乎其微,他作不作贡献都可以“搭便车”享受政治资源和便利等“集体物品”,这相当于“制度红利”。于是,基于理性计算,他不会这样干,而是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中打发权力生涯。

  还不仅仅如此。一些党员干部,不仅“搭便车”,而且还演化为腐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果,逻辑上就是再无“便车”可搭。但这种“集体福利”的损失,相对于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值一提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打破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

  李永忠:我在“苏共亡党之谜”的研究中,想分析得比集体行动的逻辑更好一点,也可以打破这个逻辑。

  苏共为什么亡党呢?两个根本性原因,一个就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它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合为一体,这样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党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个党委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能对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32年前,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所以说,苏联共产党掌握一种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结构是不支持长期执政的。

  这是我分析“苏联模式”的一个横坐标—权力结构。还有一个纵坐标—就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免干部的用人体制。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注:公社指巴黎公社)精神的。这句话,是马克思1871年讲的。苏联、东欧原来的共产党自诩为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却严重违背马克思说的这一铁律,致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逐步丧失,只向上负责,而很难向人民负责!所以,其解体、剧变不足为奇。这给我们足够的警示。

  《南风窗》: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以党内立法的方式来整顿党风,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和权力行使,可以抱持的期待有多大?

  李永忠:中央办公厅法制局请我参与研讨。我说,如果党内权力结构不改革,以为只要颁布多少个法规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很幼稚的想法。比如,党内仅次于党章的《准则》,明文规定,党内一律称同志。但是,不少地方已经早就把同志换成了称“老板”了。再如,副部级以下的,按制度规定没有专车。现在,连乡镇党委书记、镇长都有专车了,但至今也没见有哪个党委、纪委,纠正或查处过。这显然不是仅仅靠颁布法规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的研究表明,制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所谓的政策、法规、法条,这是浅层次的制度。更深层的制度,是保证这些嘴上纸上墙上的条条款款能够得到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它是一个组织体系,通常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这个组织体系的架构科学合理,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才管用。否则,只抓浅层次的制度,制订一万条也没用。集各国宪法之长的我国宪法,“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南风窗》:就是说,和其它动作一样,党内立法只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在“治标”取得明显成效后,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李永忠:打天下和改革开放前,我们是靠战争和运动来教育干部,这是我党最早采用的两个反腐的载体。但在战争和运动没有了以后,本来应该用制度,关键是改革后的权力结构,作为反腐败的新载体。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改革,制度反腐推进不了,于是我们便用最高领导者手中的权力来反下面权力者的腐败问题,这是权力反腐。这种反腐就会造成忽上忽下,忽紧忽松,忽左忽右,忽宽忽严的波动情况。

  当务之急,就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全党重新认真学习32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规划蓝图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严格按图施工的紧要关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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