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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推进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研究

发布日期: 2014-04-23    作者: 本站编辑    阅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八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定决心。“密切联系群众”重在贯彻,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推动各级党和政府工作和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如何贯彻“八项规定”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有必要对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深化理解,减少执行偏差,更好地体现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实现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
一、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
必要性回答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因,为什么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理解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意义,是推进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前提。具体来说,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体现在如下五个需要上。
1、党应对新形势下各种考验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新形势下各种考验概括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以及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并指出“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应对新形势下“四大考验”,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问计于民,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 [1](P218),才能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带领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应对“四大考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认真贯彻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方法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顺利进行。相反,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遇严重损失。如1958年开始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
2、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需要。
当前,尽管和平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但我国和平发展的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周边并不太平,国内外少数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千方百计地利用少数腐败现象,利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和失误,蛊惑拉拢群众制造事端,图谋颠覆党的领导和民族分裂活动。面对新的复杂而严峻的发展环境,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发扬同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依靠、引导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3、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从根本上而言,党的执政基础并非已经处于执政地位,而是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的认同、情感上的拥护和行动上的支持。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 [2] ,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和支持。否则,脱离群众,政策措施不能体现群众的利益,必将失去群众在心理上的认同,继而失去群众情感上的拥护和行动上的支持,党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逐渐丧失执政的民意基础,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一如既往地密切联系群众,以实际行动不断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
4、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满足群众的利益要求,使他们各得其所、和谐共处,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和核心要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3]由于一定时期社会总利益是有限的,而各群体、各阶层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尽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所以在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时,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意见,凝聚社会共识,才能统筹兼顾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实现利益分配的和谐,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相反,长官意志,脱离群众,在办公室分配各群体、各阶层的利益,必将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从而引起群体、阶层的利益纷争和矛盾,破坏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5、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需要。
在我国,公共政策是以党政机关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制定的为实现公共利益,达成公共目标的方案、决策、计划等,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工具。公共政策的完善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同时需要实践的支持,两种缺一不可。缺乏前者,可能会出台错误的公共政策;缺乏后者,可能会使公共政策缺乏可行性。科学理论指导问题可以通过专家解读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智囊机构的参谋来实现,但实践支持只有通过联系群众来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政策的对象,是实践的主体,公共政策质量如何,是否可行,只有群众有切身体会,只有人民群众有发言权。通过联系群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才能了解政策质量以及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后续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从而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圆满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建国以来,无数的公共政策实践有力证明了这一点,脱离人民群众的政策,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是灾难,如“文革”十年以左倾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结果。
二、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特点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法宝。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主体、对象和内容都有所差异,呈现出新的特点。所以密切联系群众也需要与时俱进。当前,为更好贯彻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需要把握如下特点,这不仅是当前时代客观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做好密切联系群众工作的迫切要求。
1、方法更加多样化。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建设初期,资讯和联系方式比较落后,经济比较困难,社会管理工作相对比较简单,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主要是走访、座谈会、信访、接待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或在春节期间拿些资金物资送到困难群众手中等,早期还有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联系方式等。这些联系群众的方式是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现在是信息社会,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种信息传递速度快捷,群众各种需求日益增多,而且纷繁复杂,联系群众的宏观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决定意识,无疑要求联系群众的方式要与时俱进。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原来的方式无疑制约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联系,显然无法满足联系群众的需要。所以,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要有创新,除了传统的联系方式外,要更多利用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传递手段,如电视电话座谈会、网络信息、微博、微信等,实现联系群众的方式的多样化。有专家根据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把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归纳为结合渗透、教育引导、沟通协商、群众自治、社会救助、典型示范等5种方式[4],其宗旨在于联系群众的方式要有创新,要多样化。
2、联系对象多元化。
群众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政治性。不同历史时期,群众的范围是有差异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首要矛盾,所有爱国的个人和团体组织都属于群众的范畴,都是联系的对象。解放初期,群众的概念比较狭小,主要包括工人、农民等,地主、富农等是专政的对象。当前,除了少数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外,其他都是群众的范畴,都是我党联系的对象。当然,在联系的群众中,应有主有次,当前联系的对象应主要是工人、农民、失业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把他们作为主要的联系的对象,有利于各群体利益的和谐。
3、联系主体多元化。
人类进入了21世纪,地球成为地球村,国内与国际事务彼此联系,各领域的问题和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社会管理工作异常复杂,客观上要求所有公共管理部门都应承担起联系群众的重任。在我国,公共管理部门除立法部门和党政部门等强制性公共组织外,还应包括实际承担或部分承担公共管理的政协组织、工会、妇联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当前,如把联系群众的主体限制在党政部门,显然无法满足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所以,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应大力拓宽联系群众的主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横向上,联系群众的主体不仅包括强制性公共管理组织,而且包括半强制性公共管理组织;在纵向上,不仅包括中央各部门,而且包括各基层单位,如居委会等,都应自觉承担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联系群众的工作系统化、组织化,没有盲点,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把各种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社会的和谐。
4、联系过程的持续性。
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我党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是我党的一种工作方式,一种获取新的知识、新的方法的工作方式,一种我党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今天,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日趋复杂,这种工作方式,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大力加强,要渗透到党和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之中,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和要求,体现联系群众过程的持续性。当前,尤其要避免片面理解密切联系群众,只把联系群众当作政治学习的内容,或只当作党的光荣传统,或只在中央强调的时候才去联系群众,这显然违背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本质要求。
5、联系内容的时代性。
联系群众的目的不仅是加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还要问计于民,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提供实践支持,同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而不同时期公共政策内容不尽相同,人民群众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所以,联系群众的内容要注重时代性。具体地说,要结合党和政府一定时期的工作重点,要结合社会的主旋律,要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要结合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等,要有针对性,这样才有实效。比如,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是住房问题和物价问题,这不仅是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完善住房政策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只有结合这些问题,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才能真正实现联系群众的目标。
三、进一步推进密切联系群众的措施
1、结合时代需要,体现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特点和要求。
当前,联系群众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特点和要求体现不够的问题。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首先,密切联系群众工作要与时俱进,体现新时期的特点。(1)充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联系方法多样化。(2)准确把握群众的历史范畴和政治学,联系对象多元化。(3)扩大联系的主体,实现联系主体多元化。(4)把联系群众的工作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保持联系人民群众过程的持续性。(5)反应时代脉主弦律,体现联系内容的时代性。以上既是新时期联系群众的特点,也是做好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要求。
2、与时俱进,提升密切联系群众的内涵。
当前,提升密切联系群众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深化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解。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观念状态的传统,而且更应成为一种工作方式。所谓密切联系群众应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就是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到各项社会管理工作之中,成为每一项党政工作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成为一项日常的工作,而不是只把密切联系群众看作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只把密切联系群众停留在观念形态。只有把密切联系群众看作是一种工作方式,观念形态的传统才可以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如停留在观念形态,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其二,提升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不能只停留在密切党(干)群关系上,而且更应是和谐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行业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习近平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同时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目标。目标如只定位在密切党(干)群关系上,无疑无法适应新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
3、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力戒任何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对立工作作风。在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部门和地域,必然脱离群众、疏远群众,有专家把脱离群众的现象概括为“作秀式、怀旧式、代庖式、利用式和愚民式”5种形式[6],实质就是脱离群众。所以,做好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必须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力戒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八项规定》提出“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等内容,表明了中央狠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歪风的坚强决心。实际上,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同时助推官僚主义,从而形成脱离群众的恶性循环。《八项规定》提出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切中要害,通过狠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4、完善相关制度,把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
制度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做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关键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减少甚至杜绝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1)夯实基层,建立各级联系群众工作制度,以确保联系群众的工作落到实处。由于制度不够完善,毫不讳言,当前有些党政机构的联系群众的工作存在走过场、一阵风的问题。建立和完善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就是为了避免把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形式化。(2)突出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作用,建立人民群众评价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核心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曾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考题即评价内容是能否始终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主考也即评价主体是人民群众。同样的意义上,江泽民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 [7](541)目前,联系群众的评价主体不是人民群众,而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价,或同事之间,或机构之间的相互评价,这样的评价缺点是扩大成绩,弱化或掩盖问题和缺点。鉴于此,有必要突出人民群众在评价中主体作用,使评价能真正反映党和政府等公共管理机构在联系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便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3)优化评价内容,完善考核制度。评价内容不仅包括联系群众的次数、地点和时间等,而且应包括在联系群众过程中,获取了哪些新思想、新思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有哪些帮助,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群众有哪些关注的热点等,这些应是考核的重点,其作用不仅实现了联系群众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有力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5、发挥党组织的示范作用,以优良的党风推动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
党是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核心,党风建设不仅关乎党的生命力、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而且关系到整个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作风建设和合法性。鉴于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历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党的工作报告等,都反复强调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指出,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以上四种意识是当前党风建设的重点,其核心和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各级党组织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改进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率先垂范,做好模仿和带头作用,才能推动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风存在问题,又岂能指望党领带之下的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