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疫情防控不难发现,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伴而生的还有“信息疫情”。“信息疫情”同样具有传染性和危害性,对人类个体的精神健康和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造成冲击。
如何常态化防控“信息疫情”?半月谈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马费成、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骈文景、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教授宇传华等专家。
半月谈记者:什么是信息疫情?
马费成:“信息疫情”这个概念1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最早是在2003年SARS期间,《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作者将“信息”(information)与“疫情”(epidemic)合成了一个新词“信息疫情”(infodemic)。它专指一些与恐惧、猜测和谣言混杂难分的事实,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一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扩散,以一种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甚至安全的现象。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使用“Infodemic”一词,用以描述与新冠病毒传播伴生的复杂信息流,说明信息疫情问题已经到了严重危害人类及其社会健康的程度。
半月谈记者:信息疫情有什么危害?
马费成:信息疫情中的病毒是围绕现实疫情而生的各种虚假信息、谣言和阴谋论,历史上它们借助大众传播蛊惑人心,如今它们在各类社交媒体助推下影响甚至冲击人们的认知和心理。疫情之下,人们的生命健康受到病毒的威胁,对谣言的抵抗力较差,更容易感染“信息病毒”产生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部分信息传播及其带来的各种乱象,可以看到信息疫情的破坏力。比如,早期,世界各地的人们恐慌性抢购;之后,消毒水等可以治疗新冠之类的谣言堂而皇之地传播;现在,疫情防控被部分别有用心者与政治经济议题捆绑,直接冲击社会秩序。
信息疫情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的恐慌、焦虑,造成信息混乱、扭曲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干扰正常的生产生活。新冠肺炎疫情会变异,信息疫情也很容易被政治化而发生变异。某些组织机构甚至国家对信息疫情推波助澜,把信息疫情作为污名化其他组织机构和国家的工具。比如,美国就借助其国际传播优势,散布信息称中国武汉病毒所是病毒源头,此后又极力推动病毒溯源政治化,误导不明真相的国家和居民,这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更给国际抗疫造成了严重障碍。
当下来看,信息疫情与病毒疫情一样,有极强的传染性,难以衡量的潜伏期,甚至长期与网络信息共存,在人们麻痹时发动突然袭击,对个人、组织乃至国家产生危害。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信息疫情也会持续,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半月谈记者:信息疫情肆虐的原因是什么?
骈文景:一是社交媒体和网络的空前发达。造谣成本极低,谣言有了病毒式爆发的土壤。全球70多亿人口中一半多是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平台和自媒体账号为信息疫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温床。
二是大众信息素养缺失。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分辨真伪信息。比如很多人不知道看网址后缀来判别官方网站还是私人网址,看到微博账号加V的就觉得是权威账号。
三是国际新闻界、学术界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机构利用一些环节和漏洞,在信息疫情中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比如,疫情早期有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向论文预印本平台上传了一篇论文,说从卫星图上分析武汉2019年底各大医院的停车位情况判定新冠疫情在武汉早已暴发。这篇预印本论文当时被美国媒体大肆传播,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很多人不知道预印本论文还未经严格同行评审。
半月谈记者:信息疫情应该如何防控?
宇传华:如果把信息疫情理解为因为病毒疫情造成的人群精神焦虑,那么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觉得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防控。
第一,信息疫情导致各类人群的精神焦虑,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导致人群进一步传播扩散谣言信息,从而形成如裂变反应般的迅速扩散增殖现象。这要求有关部门要学会边做边说,让正确的主流声音及时占领舆论场,让老百姓找到正确信息的指引。
第二,我们可以采用一些传染病控制措施来应对。对于有害信息,要控制其源头,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并用正确的信息替代;在传播途径,要占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从保护易感人群角度来看,要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减少其被错误信息误导的“易感性”,提高其预防“信息疫病”的能力。对于感染了“信息疫病”的人员,需要多关心、多沟通,疏解矛盾、安抚情绪,正确引导。
骈文景:信息疫情的应对,也是既要内防扩散,也要外防输入。在全球互联的当下,信息疫情的防控某种程度上比新冠病毒的防控还要难。抗击信息疫情目前还没有完美的办法,但基本原则和抗击疫情一样,一是要提高公众对谣言的免疫力,二是尽可能地戳穿谣言,遏制其传播。
公众对未知事物的恐慌是信息疫情流行的基础,信息疫情发酵的关键是信息不对称。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及时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避免谣言滋生,尤其要高度关注谣言传播的土壤和成因。解决了公众关注的问题,谣言就没有了赖以依存的条件。
让公众对谣言免疫,必须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在信息疫情应对中,可以考虑让公众融入和参与,让他们在参与中自我反思,引导他们认识到其谬误,产生谣言抗体。比如,网络上有不少自发形成的“辟谣联盟”,许多人义务参与其中,成为一支重要的抗疫力量。
面对国际上别有用心的造谣和污名化,我们一方面要鼓励网民参与抵制谣言,一方面要依靠专业的队伍去开展谣言溯源,进而澄清谣言。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世界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既有认识与中国现实间有巨大的信息鸿沟。许多谣言滋生于这个信息鸿沟,需要我们通过各个层次的国际传播来弥合。从民间、媒体到政府机构,全方位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当前的迫切需求。摸透国际规则、讲好中国故事,是抵制人为传播的信息疫情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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