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手边放着鲁迅先生的 《准风月谈》，读起来有滋有味，想起从前便受其文章的影响，于是作文来谈一谈。拙见有诸多存疑之处，还望读者莫过计较。　　

在书的前记中，看到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自由谈》 的编者刊出了 ‘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 的启事，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其实，以为 ‘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 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 倒并不要紧，只是要 ‘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　　

从六月起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 ‘文学家’ 疑神疑鬼……至于看见一个新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　　

鲁迅属于经常在文章里吐苦水的作家，但他吐苦水的方式是以一种把苦水混着醋向攻击者的茶杯里挥洒的反讽，来曲折又底气十足地表达自我的观点。辛辣、尖酸刻薄、文采斐然、八面玲珑，读 《准风月谈》 就像看到一个在辩论赛上咄咄逼人的一辩，以各种精辟的语句回击对方辩手的纰漏，这与鲁迅散文中的晦涩隐忍、意象难辨、时怀感伤不同。所以说鲁迅先生的精妙在杂文、议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倘若只是以一般杂文、议论文的标准来评判他，却又觉得不够。民国文人嬉笑怒骂是常识，林语堂当年的文章也是指桑骂槐，文辞狠毒，所谓谈风云者亦能谈风月，但此种谈风月却是风云之谈的升级。不过，把自己几乎树立成“出版界文人公敌”的，只有鲁迅了。　　

我有二位亲人，年轻时都爱读鲁迅，但后来却形成两种不同的性格：一位多愁善感而隐忍，大概是读的只有表意不直接的散文小说，常回味 《朝花夕拾》《野草》 之类，另一位当是读多了杂文集而眼界大开，遇事明晰而尖锐。我在中学时期也大多读鲁迅先生的散文，当时最爱读便是写长妈妈的故事、三味书屋里的二三事，还有 《风筝》 等等，回忆性强，虽也有一些不满，不过是对个人经历的一些追悼，甚至偶尔也会表达下爱情观（如 《故事新编》），也算是好好在“谈风月”吧。当一个人注重传达自我而不竖立锋刃的时候，便是真的在“倾谈风月”了，然而鲁迅先生的风月里也总有风云的影子：在 《社戏》 里对父亲不让去玩非要先背书导致后来玩的没兴致，抛脱儿时的怨念，也似乎是对大环境的一种不满；在写闰土的时候表现的更明显，虽是“纪实”，但闰土的形象还是经过了一番加工的，使之成为一代人、一类人的典型，于是悄然“漫谈国事”了。　　

文人总不免热心政治，无论是藏在心里掖在怀里还是挂在额头，有些热心是出自私心和泄愤，而有些是心中怀他人。我为你好，我为你着想，所以我才狠狠地骂你，以不至误了大事。鲁迅先生应是属于后一种，所以他的杂文不显得冷冰冰，而总有种特殊的关怀在其中，如 《论雷峰塔的倒掉》。他的文章读起来并不那般道貌岸然，而是伪装平凡不入流之辈在低地回击，总能“小而生大，小而论大”。我并非是在此过度推崇鲁迅，而实在是以为他的语言能力即使放在当今也是佼佼者，近几年老有人提出要将这位先生“请”出教科书，“请”回他老家，“请”他退休不要再在中小学的和谐课堂上“狺狺狂吠”，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太愚蠢的提议，毕竟比起一些沉溺在风轻云淡和自我陶醉的课文，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可以算作一次思想的小沙龙的。　　

兹摘录 《准风月谈》 中 《序的解放》部分文字：“那时，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作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先已有人，词的解放，只好骗鸟，于是乎 ‘序的解放’ 起矣。”　

在此需要一点注释，“诗的解放”是指五四的白话诗运动，“词的解放”是指曾今可在自己主编的 《新时代》 提出的，并且还刊载他自己的“解放的”词作：“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曾今可还曾用“崔万秋”的假名为自己的诗集作序，大肆吹捧自己。　　

以上鲁迅批驳的曾今可的怪状，在如今的文艺界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猖獗，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其实今天看来文艺作者自己夸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不对，自己宣传营销自己成为一种生存策略，是商业社会中的一种趋势和浪潮，种种订阅号虽然表面不做营销，但逃脱不了其营销的本质，幻化成今天的概念就是“软广”，也不过是曾今可之流的手段的升级，而且更加明目张胆和理所应当。这种风气是令人担忧的，让人怀疑如今是否还真的有潜心学术、文风稳重的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