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亲切而开明的部门领导，他用“无为而治”来概括自己的管理艺术，对待下属，他懂得适当的授权，充分的信赖，尊重他们的选择，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争取宝贵的自我提升空间。他明白人需要自我完善，自我追求，需要一种向上的惯力；他是一名朴实而善思考的老师，“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遇到什么样的老师，你就做什么样的老师”。他有办法在课堂上让学生不打盹，不聊qq而专心听讲。“要和学生对话，老师不能只准备一桶水，而是能‘板’能‘潮’、能‘精’能‘泛’。”他始终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坚持将最新的东西带入课堂，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思考，有时面对学生有些疲软的求知欲，他则是一个苦口婆心的长辈，“老师总是认真备过课，听讲总有好处，开卷有益啊”。

他拥有理学学士、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却是年轻的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多年以来，将技术创新和质量管理结合起来研究企业管理，给近百家企事业和政府部门提供过企业管理咨询和培训；他具备八十年代青年的思辨精神，也拥有新时期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担当和责任，对于海西建设，他一再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不破不立”的更新，是“孩子吃母亲”的残酷竞争。他是福建日报政策引导、解读文章的特约专家，他主笔的文稿有的成为省政府的文件、有的还要提交国家科技部颁发，近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软科学研究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他就是朱祖平，一身休闲的装束，简单而精神。在这个秋日的午后，放下手中的电话，他会努力从刚刚给本科生讲课的疲惫中恢复精神，和你细细聊起他的故事。

1981年，朱祖平以全校最高的453分考入福大物理化学专业，开始了自己“单调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四年下来，读书是他生活的全部。在福建物构所导师梁敬魁院士的指导下，学士论文获得优秀的成绩让他在毕业之际对学术萌生了最初的好感和热情。1985年大学毕业后，朱祖平投笔从戎，入伍到武警福州指挥学院担任教官，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枯燥，读书依然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休闲时间，阅读成为除了工作以外最大的精神享受。这种学习的惯性，书不离手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八十年代中后期，厉以宁的名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逐渐涌入时代的浪尖，不管是对于股份制的倡导还是对于所有制的改革，在非议和反驳声中，厉以宁在某种程度上激发着八十年代的青年对于时代和自我的思考和探索，阅读中的朱祖平也不例外。从最初只是简单地翻阅《西方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朱祖平慢慢找到了自己学术发展的兴趣所在，1989年考入浙江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攻读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开始了他的管理学之路。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攻读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在清华，这个来自福大看似普通的年轻讲师，有一次听完一节质量管理课，课间很认真地跟任课老师说，“您讲的内容过时了”。于是下一节课，这个年轻的福大讲师从容地应邀站在了清华的讲台，从学生变成“教师”。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导师这样对他评价：即使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中也属中上水平。他笑侃二三十岁的自己，年轻而帅气，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站在台上质疑院士的观点，从容而淡定。“于学术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回忆起来，朱祖平说，人要有一种“质疑”的精神，需要一种将创新进行到底的勇气和魄力，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敢于突破自我的品质，这其实是成长过程中最好的催化剂。

对于学术，他专心而敏感，可以拒绝所有的东西，全身心地有些痴迷地去投入地做事。有时不经意地看电视经济节目，就会激发他的专业学术触角，“然后由这个问题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在学术上表现出“生产一代、设计一代、构想一代”的持续创新能力。他坚信做学术冷板凳总是要坐的，只是时间的长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许一年两年，也许十年八年或者更久。他常常告诫年轻的学人们，除了投入，学科的积累和人生的阅历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尤其是对于管理学这样的社会学科，单纯的文字也许谁都能看懂，但是要理解就需要人生的观察和自我经历的诠释，“只有如此，最后思考的东西才有可能带有引导性和创新性”。

如何在这样一所“理工结合、以工为主”的学校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科处处长的朱祖平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要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组织能力的领导人才，离开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带领着社科处的“干将们”制定了“扬长避短，面向社会，文理交融，突出特色”的发展方案，在凸显理工背景的发展环境中，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亮点和特色，从而形成相互交融，协同共进式的发展模式。

（许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