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提到余光中先生，这首曾令无数游子潸然泪下的《乡愁》便立马浮现在脑海里，这是他给所有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像在他心里，他的生命由旧大陆、新大陆和台湾岛组成。旧大陆是祖国，新大陆是异国。他常居台湾、旅居异国，但灵魂却永远清醒地留恋在大陆，那个最美最母亲的国度，那个他最深爱的祖国。

如果说《乡愁》是先生最脍炙人口的篇章，爱国是先生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那在我心里，先生身上最令我着迷的是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参悟与传承，是属于中国读书人的文气。就像夏志清先生所说：

“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诚如斯言，先生的诗里，有如诗如画的江南，有辽阔广博的大漠，有命运多舛的诗人，有恢弘气势的大唐，有悠远绵长的文化……那是他梦里的故乡。“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弯汨罗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先生在诗中捧一掬江水，与屈原在战火纷飞中相会；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先生在瑰丽的想象中追寻李白的飘逸身影，与他把酒言欢；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两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我仿佛看见先生与蒋捷一起在雨中痴望，望穿淅淅沥沥的雨，望断北方的天空。余光中的浪漫就在与唐诗宋词的神交中，在笔下流畅的文字里。运用文字的稠密，诗词的意境，与李白对饮，与杜甫高歌，透过时空的交织和意境的重叠，将读者拉近自己的想象中，像是身临其境，让我同他一起穿过历史，走进诗词，走到诗人身边。这就是余光中的魅力，这就是他的文人气息。“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中国读书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只要不放弃中文，这个文化同心圆的半径就始终在延续。”台湾政府“国教课审大纲”中提出要裁掉若干名家之作，余光中先生当时坚决反对，认为文言文是中国的遗产，经过千百年的筛选留下来的更是经典之作，更应珍惜。他在香港教书的时候努力提高香港地区文艺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写作和文化水平，港中学生曾说：

“那间教室没有窗，可是余教授却打开了一扇大大的文学之窗，让我们窥见了璀璨的文学星空。”很多学者都夸赞说，先生到港后的十余年间，香港地区现代散文和现代诗的创作都有很大进步，戏剧与翻译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也有明显的进步。余先生的骨血和中华大地深深地连在一起，他深爱中国大地的血脉，通晓沉厚的历史，有着悲天悯人的人物情怀，悟得华夏文化的神韵，所以他对中华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用入木三分的文字艺术赋予传统文化在当今的现实内涵，他所恋的并非一方小小土地，更是绵延至今历久弥新的华夏文明。

余光中先生的文学地位极高，他曾经的追随者——《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

“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从余先生的写作风格上来看，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旅居海外异国他乡，吸收容纳了许多西方的文学了理念与创造风格，上乘中国文学传统，下学西洋文学艺术，所以他的散文与诗中经常兼具中西文化，贯穿古今，既有中国文言与俚语，也有一些欧化的比喻与情景幽默；既有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通俗语句，也有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当然，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余光中先生身上有着中国文人共有的儒家人格与道家理想，这让他在文学创作上避免了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回归到民族的、乡土的、传统的文学道路，但这并不是一条复古守旧的道路，因为他的海外经历又让他将传统与现代恰当结合，成为十分独特的、具有创新性的文学状态。这也是他被称为“艺术上的多栖主义者”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这样的融合贯通，才让余先生的作品成为民族文学光辉的典范。

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既壮阔铿锵，又细腻绵柔，是中国文坛上成就弥高的散文家和诗人。揆诸当下，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嵌入在每一个对中华文化带有崇敬的人的心里。就像龙应台说的，

“他身体瘦弱，但是我知道瘦弱的身体内，曾经有如何炽热的光，照亮了苍白年代里多少幽闭孤愤的心灵”。余光中用自己的光连接了大陆和台湾，联系了传统与现代，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家。但我更觉得，他像是一个风度翩翩洒脱自然的文字剑客，在世间挥墨而舞写下心中所想，每至一处便是一个段落，直至终了留下所有脍炙人口的佳作。

读余光中，时间停止，空间泯灭，让我从容的整理自己的灵魂。

作者:高昳阳（人文学院）

原文见《福州大学报》第797期第4版（2021年03月30日编印）